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吴疆说普洱:茶坛丑闻录——茶史变野史

来源:吴疆说普洱  编辑:I说茶   2018-09-25 11:29:04

吴疆说普洱:茶坛丑闻录——茶史变野史

红印茶如今是普洱茶的一大神话,最新的市场报价是55万/片-60万/片,正因为是大热门,“红印”、““蓝印”貌似都成为了一个头牌,大家都来争抢这个头牌,市场在抢,厂家也再抢。

那么,市场到底是如何认识红印的呢?

吴疆说普洱:茶坛丑闻录——茶史变野史

(图片说明:中国嘉德拍卖公司的拍品)

吴疆说普洱:茶坛丑闻录——茶史变野史

2009年12月,中国嘉德拍卖公司举办了一场普洱老茶的拍卖,对于拍品的描述如下:

共和国成立之后,云南所制普洱,现行世的最陈者,非勐海红印圆茶莫属,论品质,更是没有其它茶品可以比肩。有“现代贡茶”之美誉。

红印圆茶始制于范和钧创办佛海茶厂之时,即1940年或1941年。因饼茶内飞均为红色印记,且茶饼的外纸正面都印着“八中茶”这一中茶公司标志,在八个“中”字组成的圆圈内,有一红色“茶”字,故称其为“红印”,中茶公司冠以“八中茶”标志且所产又以“茶”字为红色者,只有红印普洱圆茶和红印云南沱茶。佛海茶厂创办之日开始生产,至勐海茶厂50年代末期近20年这一时间段上所产“红印”,其跨越了两个政治时代,亦见证了“佛海茶厂”向“勐海茶厂”的过渡,有着强烈的时代特征。

红印茶菁肥硕、条索饱满、颜色栗红、茶面油光、茶汤透红、叶底柔软新鲜,其中茶内飞完全埋在茶饼中央,是旧式压模制造,使用的是古老的制作工艺,脐臼圆型饼茶,茶汤厚酽,有兰香或野樟香。勐海茶厂以红印圆茶而在现代普洱茶史上,一骑绝尘。

从以上的描述可知,嘉德拍卖对于红印的看法是“从1940年开始生产,跨越了两个政治时代”。

不仅仅是嘉德,2018年最新的一次拍卖,也可以表明市场对于红印的认识:

吴疆说普洱:茶坛丑闻录——茶史变野史

(图片说明:保利拍卖公司的拍品)

吴疆说普洱:茶坛丑闻录——茶史变野史

保利拍卖公司对于红印的描述如下:

大红印圆茶也被称之为现代普洱贡茶,始创于1940年的佛海茶厂。红印普洱圆茶采用易武正山最好的茶青制成,外形肥硕,条索饱满,颜色栗红,茶面油光,茶汤透红厚酽,药香味十足。红印普洱圆茶优良的品质使其成为旷世珍宝,世纪佳茗,奠定了勐海茶厂在普洱茶界独一无二的江湖地位。此片大红印经过六十年漫长陈化,散发着迷人陈韵,入口绵滑,药香十足,是普洱茶收藏者们奢求珍藏的茶品。

嘉德和保利拍卖都是国内最大的拍卖公司之一,都是国字头的公司,两者皆认为红印“始创于1940年的佛海茶厂”。

国内不同的拍卖公司均认为红印是始于1940年范和均时代的勐海茶厂,这说明对于红印的认识市场普遍认为都是1940年。

不仅仅是如此,红印在港台先后有4本茶书的介绍一样,并且,内地也先后20多部普洱茶书籍著作皆论证红印生产于1940年,作者身份分别为专业作家,茶学院教授,茶商等等。比如云南著名作家雷平阳的《普洱茶记》,著名作家余秋雨先生的著作《品鉴普洱》等等。

著名作家余秋雨先生的著作《品鉴普洱》流传广泛,不仅仅认为红印是40年代的作品,更是认为红印、绿印、蓝印、黄印亦然。

其原文如下:

后来在一九四〇年真正把勐海的佛海茶厂建立起来的,是从欧洲回来的范和钧先生和冯绍裘先生。他们背靠中国茶业公司的优势,开始试行现代制作方式和包装方式,可惜在兵荒马乱之中,厂房被日本侵略军的飞机炸毁,重建又千难万难。他们到底有没有投入批量生产?产了多少?销往何方?至今还说不清楚。我们只知道十年后战争结束,政局稳定,一些新兴的茶厂才实现规模化的现代制作。从此,大批由包装纸上所印的字迹颜色而定名的“红印”“绿印”“蓝印”“黄印”等等品牌陆续上市,五彩斑斓地开启了“印级茶”的时代。

前后分别有20余部相关著作都认定“红印”创始于1940年的范和均时代,国内众多拍卖行也一致口径,这是否说明“红印”的身份就是定论了呢?至少,这是市场的普遍认定。

而且,所有“红印”的信息来源都指向同一本书——邓时海先生的作品《普洱茶》一书。

内地最早发出质疑之声的是邹家驹先生,时间是2004年,其任职于云南省茶苑集团总经理,执行的是原有“云南省茶叶进出口公司”的业务,其实等于“省茶司”换了一个壳,其时正是中央军与地方军争斗最激烈之机,然而,邹先生仍然发声,以清事实。了解事实真相的人,完全可以理解邹家驹先生,所谓何求?只不过,事实在于邹先生与诸君的各种现实矛盾冲突,没人去突出这一背景而已。当然,这与本文无关,我们就此略过。

中茶商标注册于1951年10月,这可以表明这之前不可能有这个商标的使用,台湾有本茶书叫《深邃的七子世界》,言之凿凿历史久远,未必就不能证实范和均时代没有使用过“中茶”商标,然而,这种牵强附会的解释其实都不用去呵斥,一个都没有注册的商标怎么可能印刷使用呢?

关键的地方在于,邹家驹在任上时把《云南省茶叶进出口公司志》一书叫办公室送给过邓,《志》书中有明确的中茶商标注册、使用时间的记载,《普洱茶》一书也大量录用《志》书中的史料,甚至书中前文部分是完全照抄《志》书,邓时海先生明明拥有正确的史料啊,怎么就偏偏要故意把红印的出身提前到另一政治时代呢?

不仅仅是如此,邓时海先生在《普洱茶》一书中杜撰了唐庆阳亲口对邓说:

“打从范和钧时期开始,那种红色茶字的普洱圆茶,一直都是选用勐腊最好茶菁做的,而在勐海一带产的茶菁是作成绿色茶字的普洱圆茶。”

这一段话明显有违史实,然而,更令人惊讶的事情发生了,类似的一段话居然也出现于正规的茶史当中,《下关茶厂志》一书131页记载为“注册商标同意为中茶牌,开始是红印中茶牌,就是中茶的茶字是红色的,到了50年代末改为绿印”。

看到此,问题就出现了,江湖茶书和正规的茶厂志书似乎合流,但是,疑问在于“红印中茶牌”、“绿印中茶牌”到底是产品名称,还是江湖概念呢?

如果承认当时的产品名称是“红印中茶牌”、“绿印中茶牌”,那出生证到底是按江湖的认定,还是历史的认定?

事实上,红印、绿印、蓝印、88青,这些都是江湖道术,目的是把品牌的控制权从厂家转移到商家。

举个例子,88青是指80年代生产的7542,7542是云南省茶司的出口唛号,如果宣传7542就必须有准确的年份,而宣传88青则可以任意由发明人解释。所以,发明人的89年、90年、91年、92年的7542都可以纳入这个概念,甚至今后只要进入陈化期的茶品都可以进入“88青”的行列。

而且,干仓88青和湿仓88青的概念一出,更加剧了这种所谓的“解释权”。

“红印”这一概念同样如此,这是一个典型的市场概念,而并非历史概念,是一种泛指,作为市场手段,无可无不可。然而,绝无可能将此市场概念,纳入史书当中。

日常写作与正规文体有着很大的区别,正规文体有其规范性,现时代志书的写作热潮始于国务院1985年的文件,1986年云南省政府也正式发文。

志书的要求是语体文和记叙文,这是文体的规范,以区别于小说体、区别于公文体、议论文体、新闻体,甚至区别于史体等等,任何志书的写作班子成立之时皆会对以上之规有清楚的说明及培训。

简而言之,志书的要求是真实,择其要而录之,既不是表达作者观点的作品,更不是资料的堆砌,尤其不能歪曲历史,掩盖历史,更不可能把历史上并没有的名称,为了争夺“红印”的历史而强加于历史。

正所谓,一颗老鼠屎打坏一锅汤,一本堂堂的正史因为一些小人的急功近利而变得真伪不明,史料价值自贬身价。

红印、绿印、88青这些市场概念的目的很明确,目的就是让消费者陷入按图索骥、刻舟求剑的陷阱,所以,市场才能源源不断,这是一种典型的江湖道术,江湖道术怎么可能出现于史书之列?

我们难以想象,难道有一天我们的茶史博物馆展出的解释都是“红印”、“绿印”、“88青”?

红印是包含了市场推论的一种结果,与茶品原本的名称有着天壤之别的含义。志书是一个记录,择其要而录之,既不可能改变当时的产品名称而录之,更不可能包含结论。

红印是一个笼统的叫法,并非专指,江湖有“红印园茶”、“红印铁饼”、“红印沱茶”的说法,但都是止于江湖,而从未见任何正史出现,无论是中茶志还是云南省茶司志均未见。

我只能说,按照如今市场的发展,估计不久的将来就会继续有“红印砖茶”、“红印散茶”、“红印紧茶”的“史料大发现”。

红印、绿印的说法始于1995年邓时海先生的《普洱茶》一书,厂志刊行于2001年,可以看出,厂志的说法来源于《普洱茶》一书。这就是一个大疑问了,一个厂家,自己的专业名称不用,非要用市场的名称?正确的史料不用,而证据的采用居然是江湖茶书?

2001年之际,普洱茶刚刚在内地开始时兴,这与内地的经济节奏相关,普洱茶三个字还仅仅局限于体系内,局限于小范围之内,此间作者沾沾自喜的心情可见——红印茶的生产市场都认为是勐海,如今把红印绿印写入自己的厂志,不就扳回了一局了吗?

我想,这又是该君又一次的史料大发现,只不过,这一次从头错到尾,把一本正史活生生弄成野史。

前些年,参与省里十二五规划的写作,一次讨论,某厅官提出抛弃概率论这一做法,这等于一个小概率的统计也可能成为重要的数据支撑,结果当场被领导批得一塌糊涂,会后领导私下聊天说:“哗众取宠,标新立异。”其实,这一评定说明了眼界,说明了素质。非要不顾常识去搏位,去吸引领导重视的做法,只能适得其反,成为笑话。

后来人并不清楚历史真实的面目,志书最重要的目的之一是“教化”,教化是潜默移化,我们的志书用江湖道术的名称,是要教化什么呢?

志书有志体,这是规矩。述而不论,寓论于史,反映规律而不总结规律,目的是记录清楚事物的起源始末,研究和总结事物的规律,并非志书的任务。也就是说“红印”、“蓝印”、“绿印”之类是市场的结果,不是志书应该反映的,研究的,如果50年代的人就知道“红印”、“绿印”,不是早发财了。

红印本来就是一个泛指,只是一个笼统的时间概念的产物,而臆测、笼统、不确定这些词语用句,恰恰是修志书的大忌。原因在于一旦时间久远,后来人根本无法确定谁是真实的历史。

著名的史学大家陈寅恪在批评胡适之著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一书时,有个著名的论断:“著者有意无意之间,往往依自身所遭际之时代,所居处之环境,所熏染之学说,以推测解释古人之意志……其言论愈有条理系统,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。”

这一段史学大家的评论可以清楚地表明以自己的眼界去修改历史,去推测历史,不但让历史改道,也让后来人无法了解到真相。

古来修志,目的有三:存史、资治、教化。

至于今天,越来越多的“史料大发现”,却让人越来越糊涂,我们到底教化了什么?(作者:;吴疆,来源:吴疆说普洱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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